中国文化其实就是“吃文化”！谋生叫糊口，工作叫饭碗；受雇叫混饭；靠积蓄过日子叫吃老本；混得好的叫吃得开；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；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；受人欢迎叫吃香；受偏爱受照顾叫吃小灶；不顾他人叫吃独食；没人理会叫吃闭门羹；有苦难言叫吃哑巴亏；嫉妒叫吃醋；理解不透叫囫囵吞枣；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；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；收入太少叫吃不饱；负担太重叫吃不消；犹豫不决叫吃不准；干不成叫干什么吃的；负不起责任叫吃不了兜着走。打招呼叫吃了吗?
民以食为天。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，国人必称“四大发明”，但依愚见，“四大发明”只不过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最原始认知而已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既没有多少技术含量，也没有产生多少经济效益，不值得炫耀，若从对民生的影响而言，“吃文化”倒是值得一提。
时下，国人每论一事，常冠以“文化”一词，大者如政治文化、社会文化，小者如企业文化、校园文化、足球文化、厕所文化。但问及每种文化的内涵如何，则未必皆能够回答上来。就“吃”而言，其中到底散发着什么文化气味，或大有学问存焉，但依愚见，所谓“吃文化”，不外是指有关吃的观念与行为。
悠悠万事，惟“吃”为大。围绕这一大事，从穷人到富人，美食家到医学家，从营养学家到哲学家，从男人到女人……，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但说来说去，总跳不出两个问题：一是“吃什么”，二是“怎么吃”。以此来分析中国的“吃文化”，或可推导出如下答案：“中国人吃什么？什么都吃。怎么吃？使出各种花样来吃。”
那么吾邦何以会孕育出以“什么都吃”和“使出各种花样来吃”为基本精神的“吃文化”呢？思之再三，或可妄说如下。
一是“穷”出来的。吾尝撰文《国人活得好辛苦》，言及逼仄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造成国人生活的艰难，“贫穷”成为困扰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。即便是在“文景”、“开元”、“康乾”等“盛世”，“国富”依然难以改变“民穷”；正如目前我们的GDP总量虽已直追美国，超越日、德，位居第二，但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仍达三亿之多，仍然没有摆脱“贫穷”。晚清时期，来华洋人对中国的一个显着印象就是“穷”。传教士明恩溥在《中国人的气质》中这样写道：
“一个随时随地与普通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，即很少有几个中国人口袋里装有现钱。无论做完什么活儿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钱，为的是买点什么吃的东西。他可能一直在饿肚子。即便是小康人家，在急等着用一笔不大不小的钱时，时常也会感到非常困难。……中国最突出的现状就是成千上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，看不到一丝希望。”。（明恩溥：《中国人的气质》，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86-187页）
穷则思变。面对贫穷，面对饥饿，国人在饮食上很自然地选择如下路径：
首先，凡能充饥者，不论死物、活物，飞禽、走兽，山珍、海味，家养的、野生的，统统纳诸腹中，此所谓“什么都吃”。明恩溥不无惊讶地描述道：
“中国人对食物不怎么挑剔，……落进他们网中的就全是鱼，而几乎所有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他们网住。在中国北方，马、牛、驴和骡子都是广泛使用的畜力，而在很大一片地区，骆驼也被用来干活。毫无疑问，我们在下面将要举出的这个事例，或许会让我们的某些读者感到中国人的节俭实在走得太远了：通常，在这些家畜死后，它们全都会被很快地吃掉，无论它们是老死、病死还是意外死亡的。这种做法很自然，不会引起什么非议，即便是死于肺炎之类传染病的牲畜，也依然会被吃掉。这些死畜的肉吃了并不好，这一点人们其实也都清楚，因此病畜的肉会卖得很便宜，但这样的肉还是全都卖了出去，全都吃掉了。人们也都意识到了，吃了这样的病畜肉对身体肯定不好，但人们考虑更多的却无疑是，以很低的价钱吃一顿肉是很划算的，可以冒一下险，不过应该说，吃这种肉的后果也并不一定就会得病。死狗和死猫，也会像那些死马、死驴和死骡子一样，会被人的肠胃消化掉。我们亲身经历过几个村民们吃死狗的事情。处于排除骚扰的考虑，他们用毒药毒死了那些狗。有几个比较小心的人曾经向洋医生打听过，吃了这样的肉会有什么坏处，但是那条狗‘已经下锅了’，这几个人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抗拒美食的诱惑，但大吃了一通之后，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！”（明恩溥：《中国人的气质》，第7-8页）
读到这样的文字，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洋人造谣，但依我个人经历，所言非虚。少时居乡下，每有瘟猪、瘟鸡死去，村民们一般不会白白地掩埋，除了内脏，都要吃掉。今天，每当我们听到某国、某地发生口蹄疫，便感到恐惧，其实在那个时代，染患此疫的牛羊常常成为村民们的美味佳肴。最令人不解的，或许是国人具有超强的免疫力，吃了这些病畜，大家居然“什么问题也没有”。难怪明恩溥感叹道：
“如果一个民族具有中国人这样的身体素质，就能够摆脱战争、饥荒、瘟疫和鸦片造成的后果而生存下来，如果他们再对生理学和卫生学的法则稍加注意，再依靠合适的饮食获得均衡的营养，那么就有理由认为，这样的民族将有足够的能力占据这个星球上的一大片地区，甚至更多的区域。”（明恩溥：《中国人的气质》，第142页）
明恩溥描述的是中国社会的常态，在非常态下，国人“吃”的对象则更广。从野菜、树皮吃到泥土（观音土），待到吃无可吃时候，便吃自己的同类。余尝思索，吾邦森林植被面积何以如此狭小，原因固然很多，但“吃”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史载，“凡荒年民不得食，辄取榆树皮磨碎食之，自汉、唐已然。《前汉天文志》，河平元年，旱伤麦，民食榆皮。又隋大业中，民生计无遗，加之饥谨，始采树皮食之。又唐阳城家贫，屑榆作粥”（王应奎：《柳南随笔》卷五）。清人魏象枢的那首《剥榆歌》更道出“吃榆”的惨状：
黄沙日暮榆关路，烟火尽绝泥寒户。
路旁老翁携稚儿，手持短铁剥榆树。
我问剥榆何所为，老翁倚马哽咽悲。
去岁死蝗前死寇，数十村落无孑遗。
苍苍不恤侬衰老，独留余生伴荒草。
三日两日乏再饘，不剥榆皮那能饱。
榆皮疗我饥，那惜榆无衣。
我腹纵不果，宁教我儿肥。
嗟呼！此榆赡我父若子，日食其皮皮有几。
今朝有榆且剥榆，榆尽同来树下死。
老翁说罢我心摧，回视君门真万里。
至于吃人，历朝正史野记皆有记载，兹不赘述，直至三年“大饥荒”时期，广西仍然发生人吃人的现象。
其次，因贫穷，可供选择的原料极其有限，欲满足口腹之欲，从素食中品出肉的味道，从山货中嗅到海鲜的滋味，只有因材制宜，设法做出品目繁多的饭菜，此所谓“使出各种花样来吃”。对此，明恩溥这样评论道：“在中国旅行过的人的最初印象之一，就是当地人饮食的极端简单。大多数人看上去只吃有限的几种食物，比如大米、豆制品、小米、蔬菜，还有鱼。以上这些，再补充一点其他东西，就构成了为数甚众的好几百万人的主要食物，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什么特殊的日子里，才会添上一点肉。”。但令明恩溥惊讶的是，中国人却利用这“有限的几种食物”烹调出多种饭菜：
“在中国，在一般的年份里，两个美分很可能就足够一个成年人一天的饮食花销了。在闹饥荒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人仅靠着每天超过一个半美分的救济金生活好几个月。这表明，在中国，人们普通掌握了高超的烹调技艺。尽管他们下锅的常常都只是写简单、低劣的东西，在外国人看来简直无法下咽，但是不能不承认，中国人绝对是烹饪方面的大师，能把手边的任何东西都变成可口的饭菜。……即便是那些对中国的烹饪很少关注的人也都知道，中国人的厨艺非常精湛，能够用简单的原料做出繁多的